有意見的教室

文／陳健一
 

　我很清楚，我只是一個寫作老師、假日戶外活動的教師、解說員。對於孩子更整體的格局，我可以努力的空間有限。
 

　那天，在一所國中教學，一位孩子上課到一半突然站起來，另外兩個孩子後腦勺對著我，我知道我無力糾正他們、挑戰他們成形的慣習和行為模式，畢竟這只是三個小時的課，三個小時能夠幫助這些孩子的部份很有限，最多只是努力形成一個不算討厭的上課經驗，如此而已。

　這樣的孩子不會只是這堂課這樣，也會在國文課、數學課、理化課這樣，而且一直這樣，國中三年都會是這樣－停止學習、拒絕學習。
 

文／陳健一
  

　 二月十三日 蘋果日報又「丟」出一具屍體，「放」在報紙「頭版」，「放」在全國各地的「７－１１」便利商店，讓進出「７－１１」的孩子看到。
 

　蘋果日報，這份近七、八年「長大」的報紙，是在前阿扁時期，趁著政治風氣瀰漫八卦、謾罵的時代，興起、坐大，成為引領台灣社會腐敗風氣的旗艦媒體。 

　二月十三日頭版的那具屍體，表現聳動，一如過往演繹敗壞社會風氣的報紙風格。目前這樣的風格已成為台灣的主流，也可以說台灣歷經後李登輝時期，政黨輪替後，這樣的辦報風格己成為台灣社會風氣的寫照。面對台灣民主、言論自由的豐碩成果，再比對蘋果日報「魔鬼般」、「嗜血般」的作風，不禁令我困惑：這就是我們要的言論自由、政治民主的成果嗎？孩子呢？孩子會怎樣？
 

　看著蘋果日報聳動的「屍體」虛擬重建圖，感覺到生命可以這樣被踐踏、被呈現，暴力、血腥可以陪伴孩子一起過日子？  

文／陳健一

　這是過年前發生的事：台北縣政府動員全縣七千名教師執行消費卷的發放。這中間，這七千名教師得在非假日期間參加講解發放消費卷的講習會，所有參加教師可以請公假，由縣政府出錢付代課老師的鐘點費。想問的是，同一時間，全台北縣七千名教師要參加講習，有沒有一點點的「怪怪」？找出七千名代課老師帶孩子，還是教孩子?找誰啊？短短二小時的時間內有這麼多合適的代課老師嗎？可有注意到教學的品質？

　為了這樣的議題，有人質疑縣政府可以在假日辦講習，免於花費五百萬元代課教師費用。我較想計較的是，同一時間找七千名代課老師，怎樣找？再提醒：是七千名，不是七十名！我的理解是，那個老師必須出席講習的二、三小時空檔，只要撐過去，孩子不出事就行，這樣前題下，阿貓、阿狗誰來代課都行！所以七千名？哪怕是一萬名的代課老師都難不倒的啦！唉，敢問：孩子的「受教權」在哪？因為這次的七千人，孩子們又被消費一次了。

從電影「一八九五」詮釋當代台灣文明處境

                        　
文／陳健一

　「一八九五」這部電影很難看，看完感覺很不好。

　不是編導有什麼堅持，努力些電影流派的理想，而是編導技巧拙劣，簡直粗糙得一塌糊塗。

　整部片子很矯情的把日本人弄得像詩人一樣，幾乎不存殖民初期的殘暴作為，這樣的拍法令那些抗日戰死的台灣人情何以堪啊！至於吳湯興那群血性漢子，民族鬥士，他的民族正義及困惑沒有鋪陳，只是像跑龍套般擺擺「ＰＯＳＥ」而已。其中抗日義士的「堅持抗日」困惑，是很可以發揮的題材，編導卻止於提問，然後不知所終。

　整體而言，這部電影角色僵化、矯情，編導技巧拙劣，有許多情節可以看出編導有話想說，卻講不清楚；想表現的情境，又模糊不清。唉，根本就是一部不知所云的電影！

不好的手段遭致反效果

文／　陳健一

　有一個人用暴力搶奪別人財物，被抓去關，他父親來看他。

　父親是退伍軍人，他管孩子很嚴格，不知道為什麼會養出這樣的孩子。在孩子小時候父親就很清楚告訴他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假如犯錯了，會被吊起來打。即使這樣嚴格的教孩子，還是把孩子教壞了。
 

　這位父親用自己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教孩子，各種好話，偉人、聖賢的道理都告訴孩子了，最後孩子領受到的是「吊起來」打的暴力行為，不是父親口說的人生大道理。

錯就是錯，對就是對

文／陳健一

 

孩子：
 

貼近選舉的教育

反對「第一次國中基測」由地方政府主辦

文／陳健一

台灣民主選舉的短視近利特質

文／陳健一 

 

　報載國慶籌委會發文台北縣市高中，請校方徵詢學生參加國慶大會意願，出席者每人可領取二百元車馬費。這樣的做法看在有些政治人物的眼裡，認為不妥，很像選舉動員的走路工。 

　我較想從學校的教育視角看待這件事。 
 

　學生進出學校，學校每一項活動的安排，要和教育有關，不可以配合大人的利益和需要，做些和教育無關的事。  

　前幾年，我曾經提醒認識多年的原住民校長，不要配合外面公關需要，把孩子帶到各地表演，除非和孩子教育、教學有關。前幾天，我和一位學校老師聊天，他說他們校長委婉拒絕記者採訪正在上課的學生。  

政治與教育的界線

       ──評「台北縣國小全面檢測國英數」政策

文／陳健一

　 九月十二日 中國時報社論中談到一段小故事：大意是前教育部長問同事唸小學的孩子在學校裡的情形，這位小朋友表面上敷衍一番，事後小朋友向父母透露，不想向部長講太多，講多了部長又要「教改」了。

文／陳健一

　根據一項調查，六成學童常窩在家裡當「宅小孩」，而且看電視或上網的時間多於運動，其中國二生比小五生更「宅」，70.2％的國二生看電視或上網的時間多於運動，國小生則只有51.4％。
 

　孩子這樣的「宅」好不好？

　應該無所謂好或不好吧！很多人很「宅」，一輩子無風無雨，也過得很好啊！

　只是就成長中的孩子，大部分的時候都在教室、電視、電腦、書房、圖書館認識這個世界，一走出外面，怕熱、怕冷、怕累，然後快速躲到冷氣房……

　好像怪怪的。

文／陳健一

　一百五十年前，板橋有一半的土地是沼澤，當時從淡水河到土城後面的山上，要經過大片沼澤，才能夠登上陸地……

　那一年，大批客家人圍住屏東的萬金天主堂，情況岌岌可危……

　吳鳳小時候在家門口看到一些叔叔、伯伯往內山走去，不再下山……

　新店街頭的那位被番仔領養的孩子不再回來，聽說他喜歡住在山上，和他的養父母在一起……

　朱一貴的部將潰逃，客家人進逼，他們在下淡水溪一帶短兵相接，打了起來，這時朱一貴的部將無心戀戰，大部分邊打邊往溪流退，河流漂滿屍體，有些屍體疊在一起，有人踏著屍體走過河道，逃往對岸……

 　想問，以上對於台灣歷史的敘述，你熟悉嗎？一種帶著時代情境、地理風土的想像與敘述。

文／陳健一

　總爺國小的事件到現在仍處在困境之中。

　當事者（不知是家長還是老師）進到部落格留言，從留言簡短的訊息中獲知事情沒有積極、正面的進展，不知道是不是？
 

　早先在報紙上知道總爺國小廢校時，只是一種義憤，心思隔了一層；當事者進來留下隻字片語，就不一樣了，這件事讓我感到更具體、更鮮明，也憤怒……

　但是就在看到留言當時，我從困惑、憤怒及驚訝之後，逐漸轉為保守。我的保守，不是對這件事未來發展的悲觀，而是自己對這樣事情無能為力的心情！

文／陳健一

有一所國小不是因為教育的理由要被地方政府廢校了！ 
這所國小是台南縣總爺國小，一所仍然有一百多名小朋友的學校。
主事的台南縣縣長說：廢校後原班就近到他校上課，並不影響班級的運作、小朋友的作息。 

這裡想就這句話，揣摩孩子在校園的情境回應：  

　縣長，你以為換附近的學校，維持「原班上課」，就可以了嗎？學校對我們來說，就只是上課、學習？就只是考試拿分數？ 
 

　對我們來講，這些都不是我們小朋友要到學校來的最重要理由。因為我喜歡下課時跑到隔壁班找佩佩聊天；我喜歡在水池邊看烏龜；還有天空出現的幾隻喜鵲，最近我發現有隻喜鵲在一棵木麻黃的樹上築巢；另外，躺在操場草地上看天空感覺很特別。下課時我喜歡從教室跑到一樓的一年級教室、二年級教室，再繞到資源回收區，再跑回來，這樣很好玩；還有，五年級有一位新來的男導師很帥，他到他們教室會經過我們班的教室，每次他經過時，我都會注意他！教具室後面外掃區有一株我三年級時種的樹木，現在又長高許多了！有時上課鐘響就會有人在操場上吼叫，很有趣！ 

　　　　　　　　　──中國時報裁員以後的傳媒形勢

 文／陳健一

　近期中國時報要擴大裁員，聽到這個消息，雖然不意外，卻仍然難過。

　我是看中國時報長大的那一代，我的思維、看世界的方式、對這個社會、國家和人類文明的期待，很多是從中國時報來的。

　國中時期，中國時報副刊富質感的文章，曾經陪伴我渡過許多困惑的日子；大學時期，精練、有見地的社論及方塊文章，滋養了我的社會情懷和理想性格；出社會後，我在字裡行間尋找可以和我的生命感動、社會焦慮感觸對話的部份，一路走來，我感覺到有中國時報這樣深刻、厚實的靈魂在陪伴，很幸福！中國時報有好長一段時間，代表著一種「高度」，一種關懷社會情懷、知識份子理想實踐與批判、以及參與社會脈絡的慧識與願力。 

疏離台灣文化脈動的「質報」

　　　　──談學校教育與地方政治的分際
文／陳健一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小學生星期三下午不必上課，我 從當 老師以來，星期三下午學校就不排課……」這是一位當了二十五年的老師的話。

　「我所知道，台灣的孩子上課的時間較有些國家多很多。」有人這樣提醒。

　這是我和幾位教師談到台北縣政府促成部份學校週三下午到校上英語課的片段。

文／陳健一


　教孩子學習是很專業的，不只是帶孩子，讓孩子安靜，「度」過一節課就好。這中間還要在孩子身上「用很多力」，很細緻的「看到每一個孩子」，給他們一天之中最美好的學習及生活經驗。
 

老師的一天 

　「期待」會形成氛圍、意向、倫理禁忌。
 

　「康橋高中違法招生事件」若沒有台北縣政府的「默契」，不會明目張膽的進行招生事宜，在此期間，台北縣政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給康橋高中學生獎狀，更不符公務機關「保守」、「本份」、「專業」的官僚風格。這不由得讓我懷疑台北縣政府長官在這件事情的曖昧態度，是不是刻意營造「期待」的氣氛？這整個過程有「大人們」的利益計算？家長們的便宜行事？民選首長的選票考量？然後是孩子被工具化後的困惑與生命虛耗？

　我一直用問號看待台北縣政府在「康橋高中違法招生」這件事的角色，是因為沒有證據，但是我卻要這樣聯想，是因為觀察歷來台北縣政府不斷出現不符教育專業期待的作為和干擾，「康橋高中事件」只是其中之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