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有大學
文／陳健一
陳健一在社大任教多年
近期與國立政治大學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合作
走訪台北市十二所社大
出了一本專書，書名：「城市‧故事‧社大識」
請大家多多指教～～
▲四月十日新書發表會合影
以下是此書的前言：
台北有十二所社區大學……
我要拜訪每一所社大，想用個別的關懷視角，體會街角邊、巷弄裡、步道間，以及斗室中的種種風情……
那天，站在信義社區大學頂樓，志工林美華正在摘拔萵苣的菜葉，她說：「旁邊長有很多側枝，要摘除留下漂亮母株就好……還有，要壓下葉柄底部，再摘除葉子，這樣做才不會動到根部，根才不會浮浮的，容易吸收養份……」小小的動作藏有生態的內蘊、生命的熱力。
走進興隆街，我在巷弄的二樓空間找到鄭景隆。
鄭景隆告訴我發現史前遺物──巴圖型石器的經過，也談到文山社大工作團隊在課程上、人力上給予的支持、陪伴。接著，「巴圖」、「十五份遺址」逐漸被社區民眾、教師知道，鄭景隆也完成社區大學第一篇經由學者審查核可的畢業論文。「我把這些東西公共化，從來不認為這是我的，後面就有得玩了，可以越玩越好」。「公共化」是什麼？「公共化」的價值又如何了？鄭景隆給了很大的想像力和實踐力道……
在南港社區大學的教室裡，我和六十三歲的鄧黃銀蓮有段長談……
「對於六十三歲的我來說，一輩子從來沒想到攝影、記錄片這樣的事，沒想到竟然可以拿起攝影機，做記錄片，還得獎，多值得珍惜的經驗啊！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戲夢‧人生》在光明戲院放映。從來沒有想過，我拍的記錄片，會在電影院裡放映，感覺上很被尊重，很有價值。想想這段期間的成長之路，社大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 」
內湖社大的辦公室旁的走廊有許多道具，這些道具是供嘉年華會遊行用的。
「有一群人身上畫著大花臉，手上拿著假的刀子或者扇子，也有人妝扮成恐龍，還有人把拖板車做成駱駝的樣子……每個人都打扮得很誇張。妝扮好以後，一起走出戶外，走到街上。這群人先在汐止某個社區的街上走，一年後跑到內湖的街上走，幾年後又到台北總統府附近的街上走……」這些人從幾百人到上萬人。這是汐止夢想團隊促成的嘉年華會遊行，內湖社大也扮演重要角色。
有一個賞鳥者，在華江雁鴨公園進出十幾年，每月去好幾次，沒有間斷。他是萬華社大「綠野仙蹤社」社長陳岳輝。這樣的守護，究竟為什麼？
陳岳輝說：「我家距離較近，是原因吧！這一、二十年環境變化很大，大自然的力量無法改變，我要將之前看到的經驗，傳承下去，帶社區的民眾到這裡參觀。早期可以看到很多鳥，現在少掉很多……」
沒有動容的大道理。就是平淡，就是持續！這樣的平淡、持續卻也堅持了十幾年！
第一所社區大學自民國八十七年成立到現在，已超過十年。十數年來，社區大學主事者從理念的強調到實踐，從困惑、摸索、調整中，發展出較清晰的實踐理路，也引領更多民眾進行學習和展開行動。
循著這樣的理路走訪各社區大學，想用社區大學「應然」視角審視社區大學辦學的「所以然」；只是，一旦進到社大教學或實踐現場，我變得不太在乎社大的義理理路，一味貪看社大所在的「社區風景」；風景中可能是一個菜圃、學員拍攝影片的視窗，也可能是一個器物、一個人或一群人……每一個場景、談話、器皿都有故事，都有精神奕奕的生命熱力，關心社會、環境的使命和願力……
社區大學以關懷社區、社會為視角，是該培力出、陪伴出許多典範。我筆下的人物都可以這樣提喻！
這些典範，都是很美麗、很精采的人生風景。我一邊走讀，一邊訪談，也一再感動。很多時候，我忘記自己在做訪談，而是在參與，在閱歷，在學習，在欣賞。來到鄭景隆的工作室，我們是在討論，甚至在重整概念；和陳岳輝走在華江雁鴨公園，我在見習，如初學賞鳥者般的驚喜與熱情；在林美華的菜圃中，我意識到採摘菜葉當下的生命觸感；六十三歲鄧黃銀蓮神采奕奕地談到公民記者過程，我也想去上這樣的課……
我來，我在信義社大，在文山社大，在南港社大，在萬華社大，從來不願意只是單單為了採訪、觀察和寫作，我較想佇足、逗留、徜徉、體會、啟發、學習……眼前的這一切。很多時候，我忘記自己是採訪者身分，讓自己深陷在參與者、學習者、實踐者的情境中。這是我熟悉、容易安頓的姿態。
這中間，不免引動我的社會實踐動念，也興起社大做為社區實踐志業的諸多想像。像松山社區大學蔡素貞校長的談話，就把我帶往較高的視角看待這一切……
「社大要看重在地社區的力量，不要把社大架得太高，把自己弄得不沾泥、不沾鍋。要和地方有情感連結，讓地方感覺到社大。」
蔡校長精準地掌握社大精神，進行社區志業的實踐，那天離開松山社大的辦公室，這股社會實踐的力量卻一直「站」在旁邊。
到訪大安社大，看到梁蔭民老師略帶憤怒的神態、學員廖健苡看似嬌弱的神態，卻都傳遞出的堅持、自信的信息。他們和社大學員參與中正紀念堂旁華光社區都市更新案的歷程，最後都很無奈，但是並沒有沮喪，仍然熱情參與。健苡的一篇短文中指出：
「這樣一個都更案，將居民都打散，他們在這裡十幾年的情感和記憶也要瓦解……這些共同歷史記憶消失後的未來，台北人如何對這個空間有認同和歸屬感？如果我們想打造的台北，是個有生命、有活力、有記憶的台北，難道不該想想如何創造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具知性、文化的空間嗎？我們可以接受在歷史交替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會消失，但是記憶卻是可以留存或再現這些實體的方式，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冰冷、失根的台北。」
那天離開大安社大是晚上九時，馬路邊攤商正在叫賣熱騰騰的湯包，我的心也是帶著溫熱，或許是被健苡關懷社會的熱力所感染！
社會、社區都在不斷地發展演化，有時我們以為是好的，卻不見得是有益的，這時就需要更多的提醒、實踐和導正，而這些會是社區大學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社區大學陪伴許多民眾學習，也要啟發覺知，培力出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在鄭景隆、廖健苡、梁蔭民、鄧黃銀蓮、陳岳輝身上，我看到這樣的範例。
我想到歌謠〈望春風〉作者李臨秋曾說過：「做為一個作家或藝文工作者，有責任把當時情況反映在作品裡，流傳給後代，這是做一個文藝界人士應該盡的責任。」
這段話，或許可以註記我此刻的心情和想法：有好幾群人，散居台北十二所社大，他們帶些執著、熱力在關懷自己的土地、社區和社會，而他們正在做的事，是邁向所謂「公民社會」志業的重要範例。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這些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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